树胶革新通信与工业，曾是塑料前身，却也吞噬无数热带雨林。

在美国的高中课堂里，许多学生都会学到1856年的“棍击事件”：参议员Charles Sumner在国会被众议员Preston Brooks当众暴打。这一幕血腥而戏剧性的冲突，常被老师用来展示南北战争前美国政治文化的撕裂。

这场攻击源自奴隶制的争论。Sumner是坚定的废奴派，他刚发表过一篇激烈的演讲，抨击《堪萨斯—内布拉斯加法案》，甚至用带有性暗示的语言讽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Andrew Butler，将奴隶制度比作“强暴一片处女领土”的丑陋行径。对南方来说，这是对荣誉的侮辱。Butler的表亲Brooks认为，单挑决斗都算抬举Sumner，于是选择在国会大厅当众出手。

那一天，Brooks与两名支持奴隶制的议员一同走进参议院，等女性观众离开后走向Sumner。当Sumner还未完全起身时，Brooks便用手杖狠狠击中他的头部。鲜血让Sumner双眼模糊，他跌倒在桌下，拼命挣扎，却被一次次猛击压制。直到手杖折断，Brooks仍继续用残余的木段殴打，直至Sumner昏迷。现场的同伙甚至用手枪阻止他人上前救援。这场残酷的袭击，让Sumner整整三年无法重返参议院。

事件常被称作“棍击”，但作家Albert Burnenko曾愤怒地指出，这其实是“谋杀未遂”，只是凶器恰好是一根手杖而已。即便如此，这根手杖却因袭击而成了名物：Brooks的支持者将断裂的木片收集起来，有人甚至制成饰品佩戴，以此表示对南方的忠诚。

然而，这根手杖真正特别之处，在于它的材质——一种如今几乎被遗忘的神奇材料：古塔胶(gutta-percha，一种野生的天然橡胶)。它曾是19世纪塑料的前身，推动了那个时代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。

塑料如今无处不在，从衣物、家具到键盘，乃至珠穆朗玛的顶峰、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，都能找到它的痕迹。但在二战之前，人们依赖的是更天然的材料，而古塔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。

古塔胶源自东南亚热带雨林的一种常绿大树。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William Montgomerie第一次见到这种材料，是在一把土著工匠的斧柄上。他发现，树胶在热水中会变得像黏土一样柔软，可以随意塑形，冷却后又恢复坚硬。很快，欧洲资本家嗅到商机，用它制造出仿木、仿皮甚至仿橡胶的制品。

19世纪的《艺术画报》对它的赞美近乎疯狂：从托盘、花瓶、相框，到水壶、警棍、船只，乃至医疗器械和电池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它甚至出现在日常琐碎之物中——墨水台、纸镇、花盆、衣绳，乃至马蹄填充物和高尔夫球。

然而，最具革命性的用途在于通信。电报是当时最颠覆性的科技，而实现跨洋通信的关键，是找到一种能在海底长期承受压力、阻隔海水的绝缘材料。橡胶太脆弱，唯有古塔胶堪大任。正是它，让纽约与伦敦之间的跨大西洋电缆得以铺设，宣告人类真正进入了“地球互联”的新时代。

可惜，奇迹的代价是毁灭性的。要获取树胶，人们必须砍倒巨树，再割开树心的细脉抽取乳汁。整个过程缓慢、费力，而且浪费严重。一棵巨树常常在被放倒后，大部分树胶依然留在树体中腐烂。历史学家John Tully记录，19世纪中叶，仅新加坡一地短短两年就砍伐了近七万棵树。而在婆罗洲，20年间可能多达三百万棵被伐；1879年一年，或许就有五百万棵倒下。到1900年，已有上千万棵树被采伐。

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，当地人逐渐失去进入丛林劳作的意愿。后来，荷兰商人尝试从更年轻的树叶中提炼树胶，以维持电报业与其他产业的需求。但这一辉煌终究短暂。20世纪初，塑料的出现彻底取代了古塔胶，以更廉价、更丰富的形态进入人类生活，同时也带来新的环境隐患。

塑料的故事，延续了古塔胶的奇迹，也重演了它的悲剧。它们共同见证了人类在追逐便利与进步时，如何一次次牺牲自然。